如果提及时期的民族工业，大中华橡胶厂是必须提及的头牌企业之一，是解放前全国最大的国产汽车轮胎制造企业，也是建国初期的全国四大汽车轮胎制造厂之一。

　　这家公司就是今天的双钱集团，2020年仍然制造了超过1000万条轮胎，在双钱的官方历史介绍里面是这么说的，“双钱人开始了自行摸索生产加工汽车轮胎的技术。在辗转海外一度差点被查封情况下，双钱人最终在1934年10月在生产自行车轮胎的基础上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条汽车轮胎。”

　　这几句话显然没有说为啥会“辗转海外一度差点被查封”，以及我国第一条国产汽车轮胎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当时并不掌握汽车轮胎制造技术，此时上海大中华橡胶厂（1926年在上海成立）还只是制造胶鞋的，而制造胶鞋的机器和技术也是从日本引进的，当时聘请了日本工程师加藤芳藏为胶鞋制造技术顾问，同时通过加藤的关系派出几名技术人员到日本学习了全流程制造技术，开始了胶鞋的机器生产。

　　随着胶鞋技术的掌握，产量迅速提高，作为创始人之一的薛福基敏锐的看到了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在逐渐增加，而市场上全部是昂贵的进口轮胎，认为大中华橡胶厂必须开始汽车轮胎制造，并认为轮胎才是“橡胶制品中唯一永久性之事业”。在他的努力下，获得董事长余芝卿和多数董事的支持，着手进行橡胶轮胎的开发研制。

　　“鉴于太平洋风云之不测，有一触即发之危险。太平洋一旦发生危险，势必继绝（轮胎）供应。届时设无国货之代，则我国公私所有之5万余辆汽车顿成废物——影响国防交通甚巨。本公司有鉴于此，不得不抱牺牲宗旨，积极以谋设备之完善，以虑万一，为国家效力，为民族争光。”

　　制造汽车轮胎，大中华橡胶厂也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但汽车轮胎但是属于战略物资，日本政府严令禁止对华输出技术，薛福基到日本洽谈多家公司并无收获，最终还是找到之前支持了橡胶生产技术的老朋友加藤芳藏，转托日本中田铁工厂机械工程师柴田设计图纸，并由加藤出面委托中田厂制造全套生产轮胎的机器设备。

　　为了学习技术，设备制成后暂不运回中国，而是安装在加藤弟弟的共立护膜厂内，派出会讲日语的黄亚民等三名技术人员，装作日本工人到共立厂跟班学习，掌握轮胎生产技术。

　　此事很快被日本记者获悉，并在报刊加以披露，指责共立厂向中国输出轮胎制造技术。消息传到上海，薛福基立即赶赴日本，在加藤和柴田的支持下，迅速调度人力和运输船只，抢在日本政府下达限令前，日夜兼程将机器设备拆运回国。同时聘请加藤手下6位技术人员来上海进行技术指导。

　　1934年10月，第一只“双钱”牌轮胎制造成功，填补了国产轮胎的空白。很快，大中华橡胶厂便形力车、自行车、汽车轮胎的批量生产能力，

　　该厂也具备防毒面具的制造能力，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使用的防毒面具就是该厂制造，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因此送来感谢信,并附本人照片,作为纪念。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该厂已经能年产胶鞋超过1000万双，三万多条汽车轮胎，以及九百多条飞机轮胎。

　　当时中国轮胎市场本来是英国公司邓禄普（DUNLOP）份额最高，该公司在2022年的今天仍然是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马牌、倍耐力并列的世界轮胎品牌第一梯队。

　　大中华橡胶厂在1934年开始制造轮胎后，同时进入了人力车轮胎和汽车轮胎市场，立即使得邓禄普公司不得不降低轮胎价格，

　　1935年,邓禄普还把大中华橡胶厂告上了法庭, 以“双钱”牌轮胎的金锭花纹与“老人头”牌轮胎的梅花花纹相似为由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诉讼，这场官司是时期非常著名的诉讼案。

　　随着1937年上海沦陷，该厂在往西部搬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另外搬迁了一部分设备在租界继续生产，最终也被日本吞并。

　　薛福基1937年在上海死于空袭，而董事长余芝卿在上海沦陷后曾被日本人邀请做伪上海工商部长，被不愿做汉奸的余芝卿拒绝，之后在1941年病逝。

　　解放前夕，大中华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有制造厂6家、原料厂3家、机器修造厂2家，拥有职工4000余人，另有两家独立经营的原料厂。

　　建国后抗美援朝战场需要的部分汽车轮胎也是该厂制造，到2020年双钱轮胎年产量仍在1000万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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